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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侬智高研究综述 |
| 来源：农氏网 作者：罗彩娟 上传时间：2011-1-12 13:51:26 点击数：17618 |
三、关于侬智高的下落问题
“智高亦自为大理所杀，函其首至京师(大理国函智高首送京师，此据《萧注传》，然《侬智高本传》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马光《百官表》、《大事记》，至和二年四月亦书：‘侬智高死于大理。’当参)。”[10]云南的地方志基本认可侬智高死于大理，大理国把侬智高首级送至京城，因此，统治大理国的段氏从此闻名于中国的观点。如“皇裙中，广西依智高掠广州，败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会智高已死于大理，函其首至京师，段氏至是始闻名于中国。”[11]“狄青击败之，智高走大理。大理以智高首来献。”[12]
不同的历史文献对于依智高起义失败后的下落有不同的记载。有关侬智高的下落问题，史籍记载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说法是，被大理国国王段思廉杀害后将首级送往北宋首都开封。[13]第二种说法是，被元江哈尼族用毒酒毒死后，大理政权将他的首级送给宋朝朝廷。[14]第三种说法是，依智高自己生病而死，大理王段思廉后来将他的首级取下并送给了宋朝朝廷。[15]第四种说法是，“潜往大理的侬智高，不知所终。”[16]
后人对侬智高下落的讨论基本是根据这四种说法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外乎对其中某种观点提出佐证，部分学者同意依智高“为大理所杀”。如黄焕光认为侬智高进入大理后，被大理段思廉杀死，函首归宋。[17]许宪隆也认为侬智高“为大理所杀”并考证被杀的具体过程是：“归仁战后依智高施金蝉脱壳计率五百余人人大理求助，因未借到兵马而暂居于彼；宋邕州知州萧注以高压手段迫使大理段思廉杀了侬智高；智高被杀后，其部下多事于大理段氏，后也就多定居于大理了。”[18]
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前三种说法很难成立，应以“不知所终”言之。如侬鼎升不赞成侬智高被大理所杀一说。他提出由于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根据已有资料，认为在没有获得确凿证据之前，对侬智高下落仍以“不知所终”为宜。农贤生也认为依智高“不知所终”是最可信服的说法。[19]他们的根据是前三种说法都说依智高死于1055年，但怎么死和死于何处说法不一。但这么大的事情，《宋会要辑稿》只字未提，反之，从1055年(北宋至和二年)至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的14年间，三位北宋皇帝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诏：对侬智高“常切提备”。
有学者认为，持依智高“不知所终”的观点是对依智高下落问题的回避，他们不赞同侬智高被大理所杀，但是也不满足于“不知所终”的“借口”，毕竟依智高最后到了什么地方应该会留下一些痕迹。这些学者就是从文献或者现实中找到这些“蛛丝马迹”，从而发现侬智高的落脚点，并证明依智高并非“不知所终”。
如何正廷认为，依智高并未在大理被其国王所杀，也没有在元江被哈尼族毒死，而是在广南等地迂回作战之后，绕道邱北，从六郎洞附近的江边转往开远、蒙自，继而西过红河，在新平、元江、元阳、绿春的江外一带，凭险据地自守。[20]但是他认为依智高失败后，落籍元江，依姓被改为那姓，其后那姓又改为刀、方、罗、白和召(赵)姓，其部众后裔亦多数变为傣族；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南迁到老挝、缅甸和泰国，成为老人、掸人和泰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21]
同样，侬鼎升也认为依智高最后落脚元江，依据是元江民间关于“启发傣”的传说故事，认为“启发傣”应是侬智高。当然，侬鼎升对自己的这一说法持谨慎态度，指出：“这是一个新发现，所作分析是否正确，希望对此感兴趣的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以期能够找到侬智高的真正下落。”[22]白云在《元江水傣和侬智高考察记》一文中也认为启发傣应当是侬智高。[23]同时，白云认为依智高死于“大理”的说法中的“大理”应是今天的元江，因此他认为依智高死在元江。[24]
对此持有另外观点的是黄懿陆，他认为侬智高起义失败，进入大理国之后，最后的落脚点是阿雅的地盘，也就是现在的文山、砚山、麻栗坡、马关一带，侬智高在这一带改名为“龙海基”得以生存并壮大自己的势力。根据之一是龙海基自称吴人，而其父为商人，疑为中原吴人。声称自己是狄青来追捕侬智高的向导而来到云南壮族地区。之二是当地龙氏土官都为壮族人，并称为侬智高后裔。因此，黄懿陆指出，“龙海基”是侬智高的化名。依托其“生父”中原吴人的身份在阿雅一带雄霸一方，即依智高踪迹的谜底所在。[25]所以，对于依智高的最后落脚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元江或者马关这两个地方，这些地方都在云南境内。
四、侬智高抗交反宋的性质和意义
对于侬智高抗交反宋战争的评价，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意见。1959年5月6日广西僮族(当时还没改为“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梁华新主任主持召开的关于依智高起兵性质的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建立后学界第一次讨论侬智高起兵性质的会议。88人参加了讨论会，绝大多数同志基本肯定了侬智高起兵的正义性；少数同志否定了它的正义性。持“肯定论”的人认为当时僮族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存在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广大农民和封建领主阶级及封建王朝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广大农民受到封建领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民族之间互相仇杀，致使暴发依智高起兵的全民族反抗民族压迫和反抗封建王朝统治的斗争，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要求，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所以，虽然依智高战争失败了，却有力地打击了宋朝封建统治者，迫使宋朝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采取许多让步政策，如扩大军屯，恢复农业生产，减低赋税等。
持“否定论”的人认为在依智高起兵前，僮族社会处于奴隶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而不是奴隶与封建王朝的矛盾，因此依智高的反宋(封建王朝)斗争不是正义战争。其次，依智高出身于统治阶级(他起兵前是个州官)，他发动起义的动机是宋王朝不肯满足他提出的提高权位的要求。第三，当时北宋王朝集中力量抵御北方辽金诸国入侵符合人民的利益，侬智高以及各族人民的任务应该是与北宋王朝团结一致抵抗这股逆流，而不是与辽金内外呼应共同打垮北宋王朝。第四，后人之所以宣扬侬智高起义的正义性，是因为僮族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广大人民对统治者充满仇恨，因此僮族人民肯定依智高反宋事件为自己的斗争服务。第五，当时广源州属于交趾，这里的人民只受到交趾的剥削，只会反对交趾，而不是宋朝，因此反宋是依智高个人的意愿。[26]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当时(宋朝)壮族社会是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还是奴隶社会阶段，基于认同依智高反宋时代的僮族社会是什么社会性质而得出侬智高反宋的正反不同性质的看法。
在这次会议之后至今近五十年来，人们对依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和意义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看法，侬智高研究者纷纷撰文讨论这个问题。受这次会议的影响，部分学者的观点也没有摆脱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争，基于此，陈维刚、李干芬、李维信等认为要全面看待侬智高起兵反宋事件。他们认为当时依智高所管辖的广源州地区基本上属于奴隶社会，其主要矛盾是僮族人民与交趾李朝政权的矛盾。侬智高反宋战争带有侵扰的性质，试图以落后的奴隶制度来反对封建制度的宋王朝，对岭南地区的僮族社会发展不利，因此反宋战争没有进步意义。同时，陈维刚等人又认为侬智高起兵在客观上对壮族社会历史发展起的进步作用超过反动作用，即迫使宋王朝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僮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措施。[27]此外，王克荣、邱钟仑在《略论依智高起兵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旨在巩固和扩大奴隶制统治的一种掠夺奴隶的非正义战争，这种战争对两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摧残，阻碍了僮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依智高起兵以失败告终，宋王朝平定依智高的结果，是废除了广西僮族地区的奴隶制，推行了封建制度，客观上促进了广西壮族地区社会的发展。[28]粟冠昌认为依智高反抗交趾统治、奴役的斗争是爱国性质的斗争，必须肯定，但他发起的反宋斗争具有封建割据的阴谋，应予以否定。所以“依智高的一生是从受到人们的同情、支持而开始，又受到广大人们的憎恨而告终的。”[29]
以上学者的观点比较“客观”地看待侬智高起兵反宋事件，认为侬智高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有否定的一面。他反抗交趾奴役压迫的斗争应该肯定，而他起兵反宋是制造民族分裂，则应否定；他的一生是从英雄走向民族分裂主义者的一生，他是从受广大人民同情和支持开始，到被广大人民谴责和唾弃告终。其他一些学者则对依智高事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是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的分裂主义者。他举兵反宋，怀着个人野心，自立为王，妄图在岭南割据独立，他发动的战争不代表人民利益。他所到之处，残害劳动人民，受到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唾弃，这也是其迅速失败之原因。
如周维衍依据广源州属于交趾统辖，认为依智高反宋是妄图割裂宋王朝的领土，具有挑衅性和侵扰性，是无理的战争。[30]郭振铎、张笑梅(1999)认为依氏家族几度反宋又几度归宋主要是在安南李氏王朝的纵容、支持之下才出尔反尔，最终，依、李败北而又回归大宋。造成这种局面的背景是，公元1O世纪中期至11世纪末叶，正值北宋朝建国伊始和多事之秋：它一方面要全力治理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残破局面，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安定局势，巩固政权；另一方面叉要应付北方辽、金与西夏的骚扰和寇边；再一方面曾多次受大宋朝廷册封和保护的安南李氏统治者却“乘人之危”，屡寇边疆，蚕食边土；尤甚者李氏公开纵容、支持我国西南民族侬氏家族割据政权的反宋举动，企图借此扩大边界，侵占疆土，此事成为宋朝南疆一大忧患。侬智高反叛与李朝企图侵吞广源州有密切关系。[36]
这些全盘否定侬智高起兵反宋事件的观点受到壮族学者的驳斥。他们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及其理由是对侬智高事件的歪曲。如针对上文提到的王克荣、邱钟仑的观点，依鼎升认为他们是“站在封建王朝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闭口不谈侬智高多年反对交趾入侵，多次要求宋王朝支持而请求内附的事，把侬智高为抗击交趾入侵而反宋说是分裂祖国的战争，认为宋时桂西还是奴隶社会，侬智高是奴隶主，他反宋是为了掠夺奴隶。甚至还说出‘宋王朝给壮民推恩赏赐，比壮民给宋王朝的纳贡还多，壮民族还欠了宋王朝的债’这样无知的话来。”[32]
影响范围更大的是针对2000年12月17日《云南日报》文史哲版刊登了万揆一的《北宋勇士人滇缉叛首》一文而展开的争论。许多学者认为该文歪曲了史实，对壮族领袖依智高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作出违背史实、有失公正的评价，引起了滇桂两省(区)许多壮族同胞和广大读者的强烈不满。对此，依鼎升就侬智高的起兵性质、历史作用等做了论述，认为依智高是民族英雄，不是叛首。云南文山州壮族干部和教师纷纷给省委宣传部和《云南日报》写信抗议，结果《云南日报》于2002年5月15日刊登了题为《北宋民族英雄侬智高》一文，从正面肯定了侬智高的历史功绩，对《北宋勇士入滇缉判首》一文进行了驳正。
许多壮学研究者认为，侬智高的历史作用应予肯定，他起兵反宋顺应了人民的要求，符合当时壮、汉各民族的利益，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团结，起到了促进作用。他的起兵反宋是北宋时期广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必然产物，是民族起义，是反压迫的正义战争。
如范宏贵认为当时僮族社会已经具有封建社会的一般特征。侬智高起兵反宋不是落后的奴隶制反对先进的宋朝封建制度。从效果来看，侬智高领导的反宋斗争，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加强了僮族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交往，推动了僮族社会的发展。因此，侬智高起兵反宋不是历史上的一股逆流。[33]
张秉仁从依智高起兵前的请求内附、要求互市以及起兵过程中称帝，和参加斗争的群众基础广泛等方面出发，认为依智高起反宋是群众意志反映。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而且斗争结果还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起了积极的作用。[34]
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一书也对此提出鲜明的观点，认为侬智高领导的反对北宋的起义，是一次反对北宋王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反对北宋王朝对交趾统治者的侵略推行屈从忍让和纵容政策的战争，是壮族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正义战争。其历史意义重大：一是表现出壮民族团结反抗外来侵犯的精神；二是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在岭南的统治势力，迫使北宋王朝调整对岭南人民统治的某些政策，推动了壮族社会向前发展；三是侬智高从“求一官以统诸部”到建立大历国、南天国、大南国，反映了壮民族的形成，要求有自己统一的民族地方政权的意志。[35]
黄现瑶、黄增庆、张一民对依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进行如下评论：第一，侬智高起义反宋，是北宋王朝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造成的，是正义的战争，有力地打击宋王朝。第二，侬智高的起义是顺应人民要求。第三，依智高的起义促进了民族团结，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36]
除了对侬智高事件进行正面评价外，部分依智高研究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侬智高事件进行肯定，他们认为依智高抗交反宋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如韩肇明认为依智高的起兵，是反抗交趾李氏王朝侵略劫掠、捍卫祖国领土统一的爱国行动；是北宋王朝对侬智高“屡拒内附”的产物；是交趾和北宋王朝对广源州壮族人民双重压迫剥削的结果，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因此，“在中国通史上应该给予依智高应有的地位。”[37]
韦文宣认为侬智高率众反宋是一场应予充分肯定的正义的战争。依智高是一个保卫祖国边疆、反抗交趾侵略的英勇战士，是一位名垂青史、威名彪炳的壮族领袖。[38]
梁庭望认为，依智高反宋战争性质并不复杂，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境自守，以便完璧归宋的爱国正义战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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