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氏和侬氏是中国和越南少数民族姓氏，农氏与侬氏从何而来，两者是什么关系，其部族在历史上留下哪些记忆，是土著民族还是外来民族，“汉农”与“壮农”有区别吗等，本文基于历史资料研究和逻辑推理，提出以下看法。
一、农姓从何而来？
关于农姓起源主要有几种说法，一是壮族先民对森林图腾发音为姓，二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三是古代农业官职为姓氏，四是蒙古族汉化改姓为农，等等。在这些说法中，第一种说法最为可靠。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姓氏演变的历史发展谈起。我国姓氏起源最早追朔到炎帝、黄帝时代，在夏商周时代，姓氏是属于贵族的，平民百姓和奴隶通常没有姓氏。春秋战国时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十分残酷，为了方便税赋、征兵、劳役等需要，以秦国为首建立了户籍管理制度，将姓和氏合二为一，每个平民家庭都建立户口登记档案。
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广西一带居民有名无姓，如抑制秦军入侵的首领名叫“呼吁宋”，秦统一岭南之后，赵佗在他经营的南越国推行“和辑百越”政策，即分封越人首领为王，实施高度自治管理，在所有部落全面推行户籍登记制度，以森林为家园和崇拜图腾的我们先祖部落，就将森林的发音“侬”为姓（发音为“农”）。在古吴越一带，汉字“侬”是对人的遵称，因此，部落先祖们乐见以“侬”为姓氏。
有关侬姓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北宋时期出版的《新唐书》，该书记载，在公元850年前后，有屯洞首领侬金意、员州首领侬金勒、侬金澄、侬仲武等侬姓族人，这四人也是最早出现在史书文献中。
从侬姓变为农姓，始于北宋时期侬智高反宋起义失败之后。1052年，侬智高以五千人起兵，自立为南天王、仁惠皇帝，1053被北宋名将狄青所败，同年宋仁宗就下令诛灭侬氏部族，时任广南西路安抚使兼桂州知州的余靖大开杀戒，宋朝境内侬姓族人或改为农姓，或更改为赵姓（当时的国姓），只有少量族人不更姓氏迁移到交趾国、大理国等地，从此侬姓裂变为农姓、侬姓、赵姓（壮族）三姓。
所以说，农姓、侬姓、赵姓（壮族）是一家亲，同根同源，都流着侬姓部族的血统。尤其是“侬”和“农”姓，在相当长时间里，仍然保持着同根同源的亲族理念。如元朝初期（1275年)，侬士贵率那爪州农天成、阿吉州农昌成、上林州农道贤等37州县，10万民众，脱离广南西路宣抚司归附云南行省，云南行省任命侬士贵为宣抚使，奠定了广南侬氏土司基础，该土司历经了元、明、清三代王朝而不倒，侬郎恐等人曾出任宣抚等官职。
目前农姓、侬姓、赵姓（壮族）族人已有相当规模。据2013年出版的《中国四百大姓》（江西出版社）数据资料：2010年全国农姓人口为62万人，姓氏人口全国排名为189位，其中广西为农姓人口第一大省。与农姓密切相关的侬姓，全国人口排名在400位之外，即总人口数量少于8万人，具体数量不详。此外，据有关资料报道，广西壮族的赵姓人口约为52万人。据此推测，目前国内农、侬、赵（壮）姓族人的总人口约120万人。此外，越南的岱族和侬族总人口超过180万人，其中有许多是农姓族人，但具体数量不详。
关于农姓是炎帝神农氏后裔或农业官职为姓氏不可信的原因，主要是“农”“侬”不分。无论是神农氏、农业官职，都指向“农”姓，而不是“侬”姓。在众多历史文献记载资料中，在北宋之前只有“侬”姓出现，没有“农”姓出现过，如国内姓氏研究最具权威的史书《通志‧氏族略》 资料(公元1161年成书)，该书共收录姓氏2255个，文献中只有“侬”氏，没有提及“农”氏，也就是说北宋之后才出现“农”姓。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认为农姓是直接来源于炎帝神农氏后裔的姓氏，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提法，几乎所有华人、越南人等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即是炎帝、黄帝的后裔，而炎帝和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人物，自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乃至秦汉时期，在历史文献记载中，从未发现有农氏(姓)人物，直接唐代才有侬姓人物记载，此后才有农姓人物记载，可见，农姓来自炎帝神农后裔的说法很不靠谱。
而“农”姓源于蒙古人南迁的说法更离谱，蒙古吞并南宋建立元朝，从此蒙古人才南迁，而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已经有侬姓了，这比元朝时期要早好几百年，而农姓在南宋也已经出现。
二、农（侬）部族兴衰历史演变
农（侬）姓部族经历了哪些历史兴衰演变？总的来说，农姓部族起步于2200年前的汉朝，兴盛于1300年前的唐朝，强盛于约1000年前的宋朝，没落于北宋后期，元朝之后，含明朝和清朝，乃至近代和现代，农姓部族缺乏统一信仰、统一语言，几乎处于无组织状态，部族的影响力日渐衰弱。
西汉期间，尤其是赵佗治下的南越国，通过越人自治，使许多原始部族（部落），演变成有姓有名的封建领主部族，侬姓部族得于形成和发展。此时，广西一带地广人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元始二年时（公元2年），郁林郡（主要包括南宁、柳州、百色、崇左等地）共有12415户、71162人。其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差，农业生产落后，温饱问题突出，出生存活率低，人口死亡率高。此时，虽然侬姓部族已形成，但人口数量相当少，布局较分散，部族力量微弱。
唐朝期间，贸易相对繁荣，侬姓部族通过易货贸易，出售土特产品换取大量生产生活必需品，由此兴盛起来。据《新唐书》记载：“天宝初（约公元742年），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脣齿，为寇害，据十馀州。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稍不得意，辄侵掠诸州。”可见，侬氏部落已成为部落兼并战争的主角。文献还记载：“大和中（约公元836年），经略使董昌龄遣子兰讨平峒穴，夷其种党，诸蛮畏服。其后侬洞最强，结南诏为助。懿宗（公元833年－873年）与南诏约和，二洞数构败之。”从这段记载看，侬姓部族人多势众，控制了许多地方州，部族影响力较大，且与南诏国关系非常密切。
唐朝时期侬姓部族的兴起，与当时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唐朝为了有效管理广大国土，对边境地区普遍实施“羁縻政策”，即高度自治管理，即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象征性朝贡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各地首领管理。唐朝初期，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就设置四十四个羁縻州、五个羁縻县、十一个羁縻峒。这种政策促使各宗族势力角逐各羁縻州、县、峒首领，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武力争斗，“侬”氏部族在这场角逐征战中不断强大起来。
北宋期间，是侬姓部族最强盛时期，这主要得益于侬全福管辖的广源州境内盛产黄金。当时常有珠江流域的商人来收购黄金和贩卖商品，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汇聚，使侬姓部族在经济上相对富足，在社会文化上进步较快，使其宗族势力在角逐各羁縻州首领中脱颖而出，势力范围也不断扩大。据历史资料，侬智高能够以五千人起兵，而北宋时期兵民比例约为1比20计，考虑到部族起义的特殊性，兵民比例缩小为一半，即1比10来推测，当的侬氏部族人口数量已达5万人以上。
侬智高起义失败之后，自1053年起，北宋朝廷对侬姓族人长达十多年的追杀清除，侬姓部族由此败落。据史学家刘锡蕃著《岭表纪蛮》记载“宋仁宗时，侬智高遂以广源蛮叛，陷邕管，围广州，两粤震动。……侬氏历世所植之势力，根本坍毁，无术谋恢复。今其族仍然‘强宗’，改侬为农。或易姓为赵。”可见，北宋时期的侬姓部族已分崩离析。
此后的近千年间，无论是农姓部族，还是侬姓或赵姓（壮族）部族，再也没有强大的部族影响力。分离的农、侬、赵（壮）族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甚至不相往来，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分裂的部族从此失去往日雄风。
三、农（侬）氏族人在历史上留下哪些记忆？
在中国和越南历史名人中，侬智高（1025年~1055年）是其中之一。侬智高生于广源州首领之家，其父侬全福被交趾国诱至升龙（河内）杀害，侬智高发誓与该国不共戴天，团结带领侬氏族人坚决抵抗交趾侵略，因实力过于悬殊难以凑效，多次上书朝廷出兵救援，腐败朝廷非但屡次拒绝，还狠心断绝货物贸易，武力攻击侬智高部族，官逼民反，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侬智高举兵反宋，数败朝廷征剿之兵，次年正月，侬智高败于狄青大军，后流亡大理国。对于侬智高的历史评价，在中国大多持贬义态度，如《通志‧氏族略》中提到：邕州贼侬智髙。在越南则相反，大多持褒义态度，在民间，他的高大英雄形象广为流传。作为后人，我们应客观全面评价侬智高的功与过。
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侬智高起义，壮族人民的国民心态就不会向着中原，左右江、郁江领域大片领土将不保。民心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是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正是侬智高为报杀父之仇，与交趾国决裂与抗争，让左右江壮族人民统一思想，誓死不为交趾国民，这是让交趾国虽然多次侵犯广西，但始终不能得到广西的根本原因。如1053年，交趾国趁宋朝和侬智高两败俱伤之际入侵广源州，并遣人招诱侬智会（侬智高弟弟）、侬宗旦、侬日新、侬盛德等归顺，但他们都“不苟且于交趾李朝的软硬兼施，率领丁壮阻塞隘路，自保境土，不肯附贼”（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并于1062年归附朝廷。
对越南而言，如果没有侬智高起义，越南的北方少数民族岱族就不会成为其国民，高平、谅山等广大地区将不复存在。由于宋朝大肆屠杀侬姓族人，而交趾国大开国门欢迎他们，所以，不少侬姓族人心向交趾国，高平、谅山等地的侬姓部族顺势归附交趾国。交趾国不仅得到大量侬姓部族人口，更重要的是占据了这些地形险峻、易守难攻的深山密林地区，成为交趾立国、强国的天然屏障。从此之后，该地区成为越南抵抗北方政权入侵，或北上进军广西，保卫越南首都河内的地理屏障。
在历代科举考试中，农奭（shì）是农姓族人考取进士第一人。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唐，每次考试都要公榜且大都有史书记载，这成为考究历史的重要史料。嘉靖《南宁府志》卷六《科第.宋进士》载述“绍兴二年（1132年） 农奭，南宁军人”。嘉靖《广西通志》卷九《选举表.进士.宋》载述：“南宁 绍兴二年张九成榜 农奭。”南宁军，即南宋时期的广西路南宁军，即目前的海南省儋州市。从这些资料看，南宋时期农奭考中进士，是海南儋州市人。进士比举人高一个层级，可以担任京城官员，但由于当时战争连年，农奭是否担任了京城官员，至今没有相关文献来佐证。
值得一提的是，郑樵撰的《通志‧氏族略》五对《侬氏》的载述为：元丰（1078至1085年）登第有侬奭。青州人。清朝雍正《山东通志》卷一五《选举制.宋制科》也载述：侬奭，益都人。但这种记载充满着矛盾：其一，据1901年出版的益都县图志（392页）记载，山东青州益都县宋朝时期共十五名进士，却没有侬奭这个人；其二，201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宋代登科总录》资料，侬奭列为未确定登科人名单；其三，侬智高起义（1053年）之后，朝廷已将宋朝境内的侬姓族人强制改姓，不可能允许有侬姓族人参加元丰年间（1078至1085年）的科举考试，保留侬姓的大理国、交趾国族人也不可能跨国考试。由此可以推断，历史记载的农奭、侬奭就是同一个人，真正名字为农奭。
在现代国际名人中，农姓族人的历史名人主要有原越南总书记农德孟，其姓名汉字又作侬德孟或侬德命，于1940年生于越南北太省纳星县强利乡，1958年参加革命，1963年加入越南共产党，1966年至1971年在原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学院留学，1972年在北太省林业厅工作，1986年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98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001年至2011年任越南越共中央总书记，多次访问中国。据传农德孟的农姓母亲曾是胡志明秘书，母亲把他生下来后不久便不幸与世长辞。此外，在柬埔寨的农谢也是国际历史人物之一，他生于1926年，外文名为Nuon Chea，中文名为“刘平坤”，曾是红色高棉二号领袖，很可能是其母亲是高棉农姓族人，但受限于资料，我们不得而知。
四、我们是土著还是外来民族？
目前保存的一些农姓族谱记载中，有不少注明为中原移居而来。如《广西横县旧农氏族谱》注明，有从雁门迁入山东青州，有雁门迁入浙江杭州等，以元代农宰询为一世始祖，原籍浙江钱塘。《广西都结州农氏土官族谱》认为，祖先随狄青征讨侬智高而来的宋朝内地的汉族人，因征战有功被裂土分封而定居等。这些族谱的记载，客观上形成了土著论和外来论、汉农和壮农两种不同观点，这也是长期困扰农姓族人达成统一共识和影响团结的主要原因。
族谱又称家谱、家乘、祖谱等，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在魏晋南北朝时，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隋唐之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宋代以后，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只记载几代十几代人，记载内容比较真实。明清时期，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牵强编造比较普遍，尤其是记载唐、宋、元朝之前的内容，可信度不高。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秦汉以前，广西人烟稀少，西汉时期的左右江流域总人口估计不超过2万人，唐宋时期人口数量激增，据北宋王安石《论邕州事宜》记载，当时左右江一带人口就有“生齿三十余万”（30万人），其中除了本地人口增长较快之外，中原地区的大量移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而早在秦统一岭南时期，就非常注重通过中原移民与土著通婚来促进民族融合，如赵佗统治下的南越国鼓励军人与越人通婚，赵佗自己也迎娶越人新娘。所以，早期侬姓族人祖先或为原土著人，后来他们与中原迁移者杂居复合，其中不乏有山西、山东、浙江的移民者，有容乃大，吸纳了外来移民优秀基因、优秀文化之后，侬姓族群得以发展壮大。
可见，族谱记载的外来移民的说法，有一定依据和道理，但要说农姓族人就是外来移民，显然是缺乏证据的。我国的族谱以父系家族记载为主，外来民族与农姓土著通婚，父系仍然为农姓，这说明通婚者以入赘为主，农姓族人的主体还是土著居民，是外来者均融入了农姓土著部族。退一步来讲，假如农或侬姓祖先（父系）真的是外来移民者，则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这个姓氏，在众多历史文献资料中应有记载，但很遗憾，这个姓氏的人物和事件记载从未发现过。
那么，为什么外来移民之说在广西各民族族谱普遍出现呢，这要从历史发展的民族歧视来观察。由于外来中原移民往往具有较好文化素质、较先进生产技能、较文明生活习性，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原住居民高些。为了弥补社会地位落差，原住居民在族谱中将自己先人说成早期的中原移民，既然大家都是中原移民者的后裔，先期移民者与后来移民者后裔的社会地位都应是平等的。这种做法，既提高了土著居民自信心，也促进了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的融合。所以，我们既要尊重历史记载，也要理性看待历史记载。
五、农姓族人有壮农和汉农之分？
如何如何看待“壮农”与”汉农”之争？汉族旧称汉人，是因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人为“汉人”，汉朝之后，无论中原华夏后裔怎么改朝换代，人们都称其子民为汉人，这就是汉民族的来历。壮族旧称僮族，在古代曾先后称为西瓯、南越、骆越、濮、獠、俚人、溪峒蛮、乌浒等，明清有称为僮人、良人、土人等，但这仅仅是统称，没有进行居民登记认证。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许多民族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致使许多少数民族隐瞒、更改了自己的族称，民族成份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即每个人都没有民族身份的户籍登记。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每个公民的都要进行民族身份登记，即汉族、壮族等民族的身份登记，为此，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提出自己的族名加以登记。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登记上报的民族有400多个，其中有的是自称，有的是他称,有的为一个族体不同的汉语音译,有的以居住区的地理名称而得名等等。1954前后，我国以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特征和共同语言为四大划分标准，在全国范围进行民族识别登记。根据这个划分标准，将聚居在左江、右江、邕江、郁江等壮族聚居区的大部分“农”姓族人分划为壮族并登记在案，他们以讲壮话为主，很多人也会讲白话（广东话）、平话、桂柳话等；分布在汉族聚居区的少数“农”姓族人划分为汉族并加登记，他们以讲白话（广东话）、平话等为主。
显然，“壮农”与“汉农”的民族身份登记，在上世纪50年代才出现，此前均没有“汉农”、“壮农”之分，民族身份登记没有改变每个农姓族人的历史渊源身份，也就是说“壮农”、“汉农”同根同源，只是聚居地不同或语言有差异而已，大家都是土著侬族部落的后裔。
（作者：农贵新 原籍广西大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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