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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王朝对壮族地区的统治与壮族文化变迁 |
| 来源：华域频道 作者：佚名 上传时间：2009-11-7 19:04:06 点击数：16894 |
四、改土归流及其对壮族文化的影响
（一）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即废除少数民族地区中的世袭土官，改为由封建中央直接委派而定期轮换的流官。封建朝廷推行土司制度，不是政治目的，只能说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企图通过暂时的羁縻来达到封建大一的目的。明代，由于"彼在姓相擅，世积威约"，暂时设置一些土，有利于朝廷统治，遇有可乘之机，便废土改流。云南壮族地区在元代，大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随着壮族（公元1382年）十一月改广南西路宣抚司为府，设流官知府，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以土官侬郎金为同知。实际上，当时流官知府避瘴临安（今建水），土同知掌府印，是实际上的权力拥有者。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土同知侬绍周升授土 知府，废流复土。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2年）广南府又添设流官知府，侬鹏袭任土同知。有明一朝，广南府属的土富州一向实行土官统治，流官之势力尚未到达。 临安府的壮族土司地区，因地与交趾接壤，边患屡屡发生，明王朝从稳定边疆着想，未曾动摇该地土司。明末安南长官司沙定洲举义被镇压后，壮族地区之土司受到极大震动。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爆发了波澜壮阔的滇南各民族大起义，教化、王弄山、安南等长官司及牛羊、新现、八寨、古木、维摩、陆安等土舍积极响应反抗清政府暴政的斗争。起义失败后，王弄山长官司王朔自焚身死，教化、安南长官司遭到镇压。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清政府以教化、王弄、安南、八寨等地设置开化府，开始了清代的改土归流。维摩乡土舍沈应麟、牛羊寨侬宗武向清朝投诚，势力被保存，维摩土舍传至沈锡麟。侬宗武投诚后，"当事令抵御交趾，授都司职，传子万钟，万钟传子得爵"。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叛乱，侬得爵、沈锡麟参与其事。吴逆被清政府镇压后，侬得爵"职除"，牛羊寨土舍从此结束了。沈锡麟因能看风使舵，较识时务，得到升赏。在吴逆作乱过程中，汉官周应龙倒戈杀吴兵，立下战功，清政府授周应龙世袭土经历。清代开化府内的土官仅存周应龙一家。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委任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总督事，改土归流进一步全面展开。由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大部分地区尚未进入封建地主经济时期，清王朝的统治亦不够深入，边疆地区全部与内地一道完成改土归流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改土归流仅在澜沧江以东地区进行。鄂尔泰并且提出改土归流的具体方法是："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守为上，勒献次之。"至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清政府宣布"江内地全改流"，清初的改土归流高潮到此结束。在这个阶段的改流过程中，废除土司之多，新设流官之众，涉及地区和民族之广，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被改流地区土司势力受到严重挫伤。广南府土同知侬氏、富州土知州沈氏各愿向朝廷岁增粮二三千石，并自愿捐款建府州城垣，以此来取得朝廷的宽佑。尽管如此，雍正八年（公元1730）沈氏第十七代土知州沈肇以罪被朝廷革职。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富州添设汉官，名曰广南府分防普厅塘经历，简称普厅。清末，在云南境内，土知州这一级仅存四个，富州便是其中之一。 明代对广南府的改流是极不成功的，只是初步打破土司一统天下的局面，确立了土流并治的统治形式而已，直到清光年间广南府之居民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汉人较少。流官知府管汉民，土同知和富州土知州管理各少数民族。道光《广南府志》卷二载："广南夷民归土同知、土富州管辖，土同知辖三十二营……土富州辖四哨十八夕……两土官地方凡有外省徙居之火则由宝宁县签派，乡约保证稽查约束……"清代自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至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屡次对广南府耕地进行核查，最多不过六十余顷，较之大理府一万余顷，澄江府五千余顷，相差上百倍。这说明清代广南府土官势力仍然强大，流官知府不过备位，未能深入其地详细丈量，绝大部分土地仍属土官所有。延至民国元年（1912年），侬氏土官改为广南世袭土丞，民国21年（1932年），侬鼎铭死后，因无子嗣，奉令废除，广南侬土官的统治才算了结。1937年又恢复了几个月土官，这次只是确定侬铸九（侬鼎和）和土丞，拨给几个士兵，穿制服为侬家守卫收租。土官管一些田庄，不再有行政权力了。 康熙年间对开化府内土司的改流是云南省清代改土归流的开始，较为成功，但改流后的开化府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土司制度的残余。乾隆《开化府志》卷二载："先是开化设府，因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地暨牛、新现、八寨、古木、维摩、陆安等处编为八里。改教化司为开化里，安南司为安南里，王弄司为王弄里，八寨司为永平里，牛羊司为东安里，陆安、新一为乐农里，维摩为江那里，古木司为逢春里，皆以土司裔催征该里钱里，维摩为江那里，古木司为逢春里，皆以土司苗裔征该里钱粮赴府完纳。"就是说，不仅开化府下的政区仍沿袭其旧，仅名称不同而已，基层统治权也仍掌在土司"苗裔"手中。 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全国政治经济状况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激化，农民战争的烈火燃遍全国。在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推动下，富州各族人民不堪土官的剥削，铤而走险，起来与反动的统治者作顽强的斗争。光绪十二年（1886年）壮族韦明才（富宁县白油乡谷里村人）据大南山起义，攻入州署，烧土官衙门，沈定坤父子妻儿仓皇逃走。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壮祚温大林（富州人）又据王老山起义。这两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沈氏土官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土富州改土归流的进程。 从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置汉族官吏开始，封建王朝对富州沈氏土官采取政治上限制、军事上控制、经济上削弱等一系列措施，但改流的时机一直未能成熟。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三月，云南巡抚丁振铎向朝廷上奏说："广南府属土富州地方迭出劫案，民不聊生，请改流，添设通判、知事，并将普厅塘裁去，以资治理。"次年沈定坤退位，任王正雅（湖南人）为富州通判，富州结束了长达600余上的土官统治。
（二）改土归流对壮族文化的影响
土司制度源于羁縻制，从元代至明代臻于完善并进入全盛时期。这一制度对稳定边疆和壮族文化的保存起过积极作用，但到明中叶以后，其腐朽性暴露日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改土归流势在必行。云南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经清代至民国结束，经历了近五个世纪的漫长过程。改土归流 对封建农奴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领域的变革，客观上推动了壮族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
首先，改土归流使壮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得以较稳步健康发展。土司或土官的封建割据以及相互攻伐混战，不仅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且严重阻碍壮族各地区政治、经济 文化的联系。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统治制度，各府县同流官当政，层层隶属，总地中央王朝，使壮族地区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范围，政治、经济制度与内地逐步趋于统一，打破原来的领主割据状态，使壮族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得以加强，消除了土司或土官互相攻伐的混战局面，稳定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使壮放和人民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安心生产，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为稳步健康地发展。
其次，经过改土归流，壮族地区设置府县制，政治制度与内地汉族地区趋于一致，这就为大批汉人进入壮族地区提供了政治条件。在土司时代，汉人要进入壮族地区，自然要受制于土司，因而而生畏，不敢贸然深入。府县制，改由流官主政，汉人因而自由出入 壮族地区。明代开始，汉人有一定规模地进入壮区。民国《马关县志》卷二载："按马关辖境原属蛮部，本无汉放，自明代沐英镇滇，其部散居各县，汉人足迹此为嚆矣。"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汉放移民纷纷汉入云南东南部、南部和西南边疆。滇东广南府和开化府是汉放移民较多的地区。到清末，汉族人口上升到滇东南壮族聚居区的第一位，基本上形成了近现代壮汉各民族共同杂居的局面。以文山县为例，清初的文山县括民国年间划出的屏边县和砚山县的大部分，至民国文山县辖区仅为清末开化、乐农两里和安南、王弄两里的大部分。这时期汉人已扩散到文山县的四面八方，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一半，除集中在文山城和马塘、平坝、小街、新街、乐农、德厚、红甸等主要集镇外，有一部分到有林有水的山区半山区去开垦。西部和南部的平坝、新街、小街大片清代以前很少有人烟的地方，这时已布满了汉族村寨。汉族在农村独居寨增加到102个，占各民族独居寨的34.8％，占总寨数的12.9％，比清初只占独居寨3.5％和占总村寨数2.8%，上升了31.3%和10.1%。汉族与各民族杂居的村寨共453个，占杂居村寨的92.8％，占全县总村寨的58％。全县有汉族居住的村寨达555个，占全县总村寨数的71％。凡有地可开，有业可就，有利可图，不管坝区、山区都有汉族族去落籍。汉族人口和居住村寨已跃升为文山县第一位。人是文化传播和接受的主体，大批汉人进入壮族聚居区，为壮汉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第三，改土归流，改变了由土司或土官垄断政治、经济和特权的局面，使非官族的其他社会阶层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权利的机会。改土归流前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机会为土司或土官子弟专有。改土归流后，在府县有学宫、书院，在村寨有义学和私塾，以习汉文化为内容的这校遍及壮族城乡，使大批非官族的壮族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今文山州西部以壮族为主的各民族地区。在明代分属十多家较小 壮族和其他民族的土司，而总隶属于临安府（今建水）。清初这些土司一齐改流，从临安府分出设开化府（驻文山县），当年就"初设府学" 。《清史稿．地理志》说：广南府，"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改流官"。其实，广南府明初已改流，但流官知府不能入其境，土同知控制地方，顺治十八年流官知府方才履任，于是"建学校，置弟子员"，此后到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又陆续建了3所书院。
当然，改土归流对壮族文化也有负面影响。比如，部分流官对笔的种种称谓均一律加上犬旁，侮其为"人如禽兽"，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对壮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因"与华迥异"，多被流官政府斥为"伤风败俗"而禁革，以推行大一统的"夷华同风"。以歌会为例，壮族自古以来酷爱唱歌，以歌代言，每年定期举行歌会，这本来是良风佳俗，无可非议。但是，明清以来竟遭禁革。如在广南"每 岁清明前后数日，村人订期会于博濑（在剥隘下数里）"举行歌会，当时的流官认为此为"夷俗非礼之礼矣……殊非雅俗，永宜禁止"。 对壮族的语言，往往被污为"鸟言兽语"，百般歧视。这种民族歧视政策使壮族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使壮族的民族意识在压抑中成长，扭曲变形。部分壮族开始伪造家谱，将其先祖列入汉族之宗。有的说先祖从南京柳树湾或内地其他地方来，更有甚者，附会攀亲，韦姓说成韩信之后，刘姓说成刘植之后。这其中当然有壮族"敬慕华人"所至，最主要的是由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原因，壮族的文化特点遭到非难，民族意识的发展受到严重挫伤，因而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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