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原称僮族。僮族称呼从宋朝才开始的。宋朝学者朱辅在《溪蛮丛笑》载云：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瑤、曰嘹、曰獞、曰仡佬”。以后历代多用“獞（僮）”名，直到1965年才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更名为壮族，这就是现在壮族的由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又曰：“陆梁，诏以为列候，自置史，受令长沙王”。解放后，考古工作者果然在湖南长沙发现“陆梁尉印”，证明“陆梁”为岭南越人的一支，地处百越北境，故秦始皇南并百越必先攻取“陆梁”，进而南并百越后置桂林、象、南海等郡。史料也证明，公元前230一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专制国家，废除了分封制，确立郡县制，在北方修万里长城，派兵抵御匈奴，“又派遣50万大军分5路南下攻占百越（岭南），设置闽中都（今福建福州）、南海郡（今广东广州）、桂林郡（今广西桂平）、象郡（今崇左）”。50万大军除战亡外，剩下的全部留在岭南，“并再次迁移大批中原人民到百越定居”。因此，不能排除侬智高的先人中，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或秦始皇时期就已迁入岭南定居的可能。因此，仅根据侬智高的父亲与爷爷及部众为“广源州蛮”山僚人，就以此认定侬智高与雁门农氏不属同一血统，明显依据不足。理由是：侬智高部众作为在“南蛮”地区这一地理范围内生活的民族实体，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随着与当地壮民族的人们共同体接触交往，他们感到有异于当地人们共同体，于是必然产生自我意识。并且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实体产生或出现后，其他民族在与之交往接触中，由认识到确认，然后便会自然地给这个民族实体取名。同时，民族名称大多是他称，最后才由他称转为本民族的自称。从侬智高起兵反宋，抗拒交趾侵略的斗争，要求建立一个地方民族政权，从而得到左右江南北和云南文山一带地区群起响应，也证明侬智高及部众在与当地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已融入了当地民族，并显示了侬智高的民族意识，从而取得了岭南各少数民族的认同。
　　《荀子儒效篇》载云：“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积靡使然”。在《荣辱篇》又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和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据史料，所谓“楚人”，其统治者“芈”姓，至楚庄王（前613一前591年）时是中原的霸主，其疆域西到武关（今陕西）、东到昭关（今安微）、北到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战国时西南边境增大到今广西、广东连山一带。而关于楚王的民族成份至今也还是众说不一，有华夏说、苗蛮说、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但事实上，不论楚国王族是来自华夏汉族，或是来自其他民族族系，当他们落户于“苗蛮”族系，也都是“入乡随俗，融入当地民族”，从而保存了“蛮夷”之风。故先秦史籍多称之为“蛮夷”，而楚王熊通和他的先人熊渠也都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号谥”（见《史记.楚世家》。
　　又有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驻南海郡尉赵佗拥兵割据岭南，自立“南越王国”，并延续了近百年，而越佗也自称“蛮夷大长”。
　　本人列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侬智高的先人及后裔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或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到岭南定居，而融入当地“南蛮”成为现在壮民族，但侬智高及后裔这一人群共同体，都只是今天壮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壮族的全部。更不能以此就否定侬智高源自雁门农氏。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并不是固化的。正如《粤西文载》卷23载云：“其俗本夷，而流官至此者，亦复夷之”。可见，就连皇官贵族到岭南当官后也都夷（壮）化了，更何况一般移民呢？类似种种民族的变化并不一定有血统上的因素，而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自我意识而变化的。所以，以侬智高父亲和爷爷是当地“土著”人，就此认定侬智高及后裔不是雁门农氏血统是极为错误的。(平果县　农荣善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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