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广西文联和下属的民间文学研究会恢复。他曾多次要求回民研会工作，却不受当时该会主持人士欢迎，未能如愿。原因可能很复杂，而据我多方面获得的讯息，他针对某些有碍于广西民间文学健康发展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以及所写的纯属学术探讨的文章，是重要的因素。1980年春我到广西师范学院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亦是教研室）工作，离他在广西图片社的家不远，有空常到他家里，谈谈心，议论一些民间文学的问题。我劝他也到广西师院和我一起工作，每次提起，他只笑笑又摇头，欲说还休。同时我也向学院系里有关领导建议，调他到研究所来。有关领导听了我介绍他的情况后，说了些含糊其辞的话，又说：“现在他不会来了。”之后，我才逐步感知他“文革”后未能如愿“归队”那种因素的分量和能量。他对图片社的工作不感兴趣，希望从事民间文学工作，这样，他只好申请于1981年提前离休，以“争得余年为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事业效劳”，“愿意在有生之年，付出全部精力。我的事业心还像当年一样热烘烘的，我将为它献尽最后一分余热。”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离休后埋头整理了一些故事传说，创作了一些诗歌，也写了议论文章，如《壮族民歌种种》、《从翻译整理看〈七姑〉》、《“壮西”和“壮欢”能不能比较》、《评侗族琵琶歌〈梅娋〉的翻译整理》等，都是颇有见解而严谨的论述。那些年，和他接触交谈较多，他有的话对我有所鼓励，有所启迪，印象很深。那时我曾对他说对写诗不感兴趣了，他说：不是兴趣的问题，是自卑，你背的包袱太重，害怕写出的东西容易引来麻烦，因而躲避。不要自己看衰自己，我出身贫穷，就一定比你优秀比你先进？丢掉包袱，克服自卑，否则，有力也难用，有才也埋灭。一次议论“两姐妹”这种“扬善抑恶”类型的故事时，他说：对一个人的好坏、先进落后的判断，当然受到一定时间环境的牵制，但也还有人类共有良知的审视，更根本的基础是善恶的区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教人弃恶从善的意味，难怪理论家说民间文学是大众的教科书。有人说“文革”中某些人失了人性多了兽性，人性也有善恶，妒忌就是一种丑恶的人性。而“舐犊”也是兽类都有的性情，并不恶。他所说的也许不是绝对的正确，但我感到是他善良的深思。当年我正准备撰写《壮族民间文学概观》一书，鉴于他在这方面知道的比我深且多，掌握的资料也丰富，提出希望他和我合作，共同完成。他拒绝，说：“没有那么多精力了，这里的几架书和资料，你需要就拿去。我死了，这些书你就搬到你那里去，对你可能有用。”我有点怅惘，他不合作，又提到死，也很感动他说把他的书籍都送给我。当然，他身后我没有照办。

　　他1927年出生于龙州县那努屯贫苦的农家，原名农仕雄，十四岁前断续地上过几年小学，多半参加劳动。1946年考上中学，边帮姐姐卖粥边上学。1949年参加左江游击队，曾任民运宣传员、文化教员、政治辅导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县粮食股长，曾到华中师院、中原大学短期进修，后回广西任省教育局科员、中学校长、广西民院教员。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席全国第三届文代会。也曾获广西首届、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和广西首届民间文学优秀成果奖。应该说，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壮族民间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对民间文学虔诚地敬业。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和民间文学的实绩，值得我们珍惜。

　　1988年暮春时节，他病重住院，我去看他。那时医院设备较差，没有空病房，走廊也住满患者。他的床位在上二楼的楼梯下，潮湿而郁闷，蚊虫也多，他的处境令人难受。他静静地躺着，我们相对无言。那些日子，正祈待他的康复。一个雨天，我正在学校办公楼开会，有人报知楼下有人找我。下楼，原是他的家人，前来告诉他已辞世。雨下得越来越大，一片哗哗，老天也在涕泗滂沱。■

2010年5月在南宁

　　注：本文所引用文字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侬易天：《我与本民族民间文学》，见《我与民间文学》，广西民研会1984年编印。

（韦其麟，广西文联原主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来源：《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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