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灭之后：侬智高失败后帝国边缘的形势

　　侬智高及其父存福在广源州、安德州都曾立过“国”，侬智高攻占邕州后建立大南国，“师宓以下皆称中国官名”[53]，并“置参政二员”[54]。仅凭这寥寥几句，我们很难了解这股势力的内部架构与运作。但侬起事后攻城略地又迅速败亡的过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北方草原部落的情形。侬智高于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起事后，五月即拿下从邕州到广州之间几乎所有的城池。但在五年正月邕州城外归仁铺败给狄青后，一天夜里，他的部众在因为受到惊吓突然“空壁而去”[55]，有的记载还说他们“焚城自遁”。[56]这种胜则一拥而上，败则作鸟兽散的情形说明侬的部众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又严密的组织架构，其“国”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面两则材料更能说明问题。
　　先时所司奏余安道[57]募人能获智高者，有孔目官杨元卿进士石鉴等十人，皆献策请行，安道一一问之，以元卿策为善。元卿曰西山诸蛮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请往以顺逆谕之顺从，使之转谕他族，无不听矣。若皆听命，则智高将谁与处，此必成擒矣。安道悦，使赍黄牛盐等物往说之，二族随元卿出见安道，安道皆铺纹彩装饰谱牒如告身状，慰劳燕犒厚赐遣之。于是转相说与，稍稍请降。先是智高筑宫于特磨寨，及败携其母弟妻子往居之，闻诸族俱叛，惶惧，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继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将兵卫之。智高自将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国，欲借兵以攻诸族，安道使元卿等十人发诸族陈充等六州兵，袭特磨寨杀押衙，获其母弟子以归。[58]
　　余靖在侬智高起事后，先后被任命为“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广南东西路经略使”，他曾料到“侬智髙必****趾而胁诸峒以自固”，“因约李德政会兵击贼，又募侬黄诸姓酋长皆羁縻以职，使听节制。”[59]但朝廷对此持保留态度，并否决了借用交趾军队的意见。在上面这则材料里，孔目官杨元卿提出要分化“附贼”的“西山六十族”蛮人，于是余靖让他带着牛盐等物品前去说服。杨首先拉拢了其中的两族，让后再让之“转谕他族”，结果大获成功。这些投降的蛮族还在后来进攻特磨寨，擒获智高母亲、儿子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另外一则是关于上面引文中已经出现的那个进士石鉴的，他上书余靖请求前去说服“邕州三十六洞”，结果他也成功了。其中结洞最值得一提：
　　靖乃假鉴昭州军事推官，间道说诸洞酋长，皆听命。惟结洞酋长黄守陵最强，智高深与相结，洞中有良田甚广，饶粳糯及鱼。四面阻绝，惟一道可入。智高遗守陵书曰：吾向者长驱至广州所向皆捷，所以复还邕州者，欲抚存汝诸洞耳。中国名将如张忠、蒋偕辈皆望风授首，步兵易与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狄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当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则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候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并厚以金珠遗守陵，守陵喜运糯米以饷智高。鉴使人说守陵曰：智高乘州县无备，横行岭南，今力尽势穷复还邕州。朝廷兴大兵以讨之，败在朝夕，汝世受国恩，何为无事随之，以取族灭。且智高父存勖，本居广源州，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存勖袭杀存禄，而夺其地。此皆汝耳目亲见也，智高父子贪诈无恩，譬如虎狼不可亲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见汝且为虏矣，不可不为之备。守陵由是狐疑，稍疏智高。智高怒遣兵袭之，守陵先为之备，逆战大破之。会智高亦为狄青所败，遂不敢入结洞。[60]
　　从引文中可知，结洞是三十六洞中势力最强大的，皇佑四年十月，侬智高于攻广州不下撤回邕州时，曾专门写信跟结洞酋长黄守陵定下一个约定：如战胜狄青攻下“荆湖江南”，就把邕州授予黄，若战败就撤退到结洞休整以图再起。但这时，石鉴却派人对黄守陵进行威逼利诱，结果黄守陵疏远侬智高，并倒戈相向，自相残杀。
　　总之，侬智高起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首领联合一批小首领（各个洞酋[61]）进行的战斗，文中的“六十”“三十六”可见这些首领数量之多，权力之分散。这种联合与结盟是靠利益交换或者姻亲关系来维系的，所以也很容易便被击溃。
　　侬智高起事失败后，广源州的一些首领纷纷接受宋朝的招安，或者主动归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嘉佑二年夏四月甲戍”条记载了侬智高部族侬宗旦的投降过程：
　　火峒蛮侬宗旦者，智高之族也。据险聚众数出剽略，知邕州萧注欲发大峒丁击之，知桂州萧固独请以敕招降。转运使王罕以为，宗旦保山溪篁竹间，茍设伏要，我军未必可胜，徒滋边患。乃独领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子日新，谓曰，汝父内为交阯所仇，外为边臣希赏之饵，归报汝父，可择利而行。于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旦为忠武将军，日新为三班奉职。[62]
　　《宋会要辑稿》载，嘉佑七年（1062年）十月“广西经略安抚使言，知火峒忠武将军侬宗旦、知温闷洞三班奉职侬日新愿以所领雷火计诚诸峒内属。”[63]“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九日以知顺安州忠武将军侬宗旦为右千牛卫将军。”[64]由此可知，顺安州大概是指火峒、温闷峒以及雷、火、计、诚等峒，在乾隆《镇安府志》中，我们会发现在今靖西县城（新靖镇）的位置被叫做计甲，而当地人到现在还称之为计峒；在计甲东边有诚甲，为今日新靖镇诚良村。[65]白耀天先生认为雷洞在今广西大新县下雷和相近的越南重庆县北部部分地方，火洞治今广西靖西县化峒，而顺安州相当于今靖西县与大新县一部的地域。[66]
　　在嘉佑七年归顺的还有“广源州蛮侬平、侬亮、侬夏卿”。[67]在侬平的“保明”下，古勿峒侬智会也来归明，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四日知邕州的陶弼言：“据外界古勿峒头首赍到侬智会文状愿归明，只乞在本峒居住，不敢于省地作过，乞赐与官爵，其余头首亦等第与名目，诏侬智会除右千牛卫将军，依旧知古勿峒，侬进安与保顺郎将，依旧同知古勿峒，仍各赐锦袍金涂银带，其余首领等有恩。”[68]在熙宁六年（1073年）的时候侬智会得到了“知归化州”的头衔，[69]白耀天先生认为侬智会所在的归化州（古勿峒）即今广西那坡县境。[70]
　　但这时广源州的首领有着了明显的分化，他们各有投向，其中最主要的力量仍为交趾控制。治平四年（1067年）十二月“桂州张田言访闻知广源州刘纪，虽臣属李日尊[71]，然与卢豹有隙，乃侬智高残党，现在广源州日夕阴相图害，今有意归明……其刘纪若委州来归，势当且受，然不须招纳，缘纪来即广源自当别有首领，未必可保其心……”[72]卢豹是智高残党，据《宋会要辑稿》载，他在熙宁三年（1070年）获得了官职，并在顺安州居住。[73]而知广源州的刘纪，应该是侬氏败亡后当地势力最大的，但宋廷却明白即使他“来归”，却难保当地再涌现其它拥有异心的首领，所以朝廷对此持保留态度。
　　与广源州首领的纷纷归明、招安相对应的是，侬智高起事后边臣疆吏的积极进取态度。嘉佑年间（1056——1063年）知邕州的萧注便是一例。在前引资料中，他便是袭击侬宗旦的提议者；嘉佑三（1058年）他又数次出巡溪峒，被转运使王罕斥为生事；[74]嘉佑四年他被劾欲征交趾，“注在邕州久，阴以利啖广源诸蛮，密缮甲兵，乃露奏曰，交阯外奉朝贡中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天圣中郑天益为转运使，尝责交州不当擅赋云河洞，今云河洞乃入蛮徼数百里。盖积岁月侵削，以至于此。臣今尽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乘此时不取他日为患不细。愿得驰至阙下，面陈方略。论者以注且为国生事，不省也。”[75]嘉佑五年，因“不察寨管下西平州溪洞使臣匿外界人口，致领众杀害兵官”[76]，注被贬官湖南。
　　进入神宗熙宁朝，在王安石新政的鼓励下，在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从西北到南方都涌起了一股进取的大潮。在与西夏交壤的河湟地区有王韶开熙河，在湖南中南部有章惇开梅山。广西的边臣疆吏也不甘落后，更加属意开拓边功。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便是“训练峒丁”，希图把溪峒的力量控制和组织起来，为我所用。早在治平元年，时知桂州的陆诜就曾“按边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将领诣麾下，阅峒丁得精兵五万，补置将校，请更铸印给之，奏免两江积欠税物数万，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贡，辞礼加恭。”[77]到了熙宁年间（1068——1077年），王安石在分析了两广的形势后，亲自提出了加强“民兵”的意见：“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可渐复，虽府界亦可为。至于广南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多死，此害于仁政。陛下诚罢军职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78]王还对峒丁的训练作了具体指导：“训练之法，当什伍其人，拔其材武之士以为什伯之长。自首领以下，各以禄利劝奬，使自勤于阅习，即事艺可成，部分可立，缓急可用。”[79]熙宁六年（1073年），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得沈起报告说：“邕州五十一郡峒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敎阵队。艺出众者，依府界推恩补授，奏可。”[80]王和沈的意见大概都是要加强峒丁的组织性，并以“禄利劝奖”，使为我用。沈还报告了一个峒丁的数目，并请按照保甲法来组织，才艺出众的按照开封府进行奖励。
　　总体上，训练峒丁反映了侬智高起事后（特别是进入神宗熙宁朝后），宋廷对左右江溪峒加强控制的努力，南宋范成大这样记述：“侬智高反，朝廷讨平之，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凡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81]但是王、沈以及范“什伍其人”、“请行保甲”、“制如官军”等语言当理解为一种理想的制度，而不可能是历史的事实。到熙宁九年（1076年），宋朝大举进攻交趾时，神宗专门对即将出征的副统帅赵禼讲：“用峒丁之法，先湏得实利，然后可以使人，不可以甘言虚辞，责其效命……茍无实利，则欲责其效命，也难矣。今卿可选募精劲土人一二千，择枭将领之，以胁峒丁，谕以大兵将至，从我者赏。不从者杀，若果不从，即诛三两族，兵威既立。先胁右江，然后胁左江……郭逵[82]性吝啬，卿宜谕以朝廷不惜费。”[83]由上可知，朝廷用峒丁的关键是要给他们以“实利”，才能责其效命，实在不行就用消灭的方式来威胁他们。神宗为了控制住这些峒丁，居然要出征的将领们不要吝惜军费。朝廷与峒酋、峒丁之间显然是一种雇佣的关系[84]，是战争加强了这些溪峒与王朝之间的关系。当没有战事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南宋周去非记述道：“熙宁中，系籍峒丁四万余人，今其籍不可考矣。官名提举，实不得管一丁。而生杀予夺，尽出其酋。”[85]
　　熙宁六年（1073年）出任广西经略使得沈起是王安石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他一面声言要用保甲法来训练峒丁，一面在宋与交趾交壤地区动作不断。刚上任这一年他就报告：“交趾刘纪欲归明，不纳必恐如侬智髙。”但神宗咨询了大臣意见，“佥以为未可许刘纪，许刘纪交趾必争。”[86]沈起还招纳了七源州侬善美，称：“侬善美等旧系省地七源州管人，村峒往年为交趾侵取，改为恩情州，以赋役诛求烦苦来归，不纳必为交趾所戮。”但交趾郡王李乾德却声称：“恩情州首领麻泰溢是本道定边州人，移住恩情，今改称侬善美与其属七百余人，逃过省地。”[87]沈起称七源州为省地，但如前文所述，在11世纪4年代前它实际已被交趾所控制。而李乾德认为侬善美是交趾定边州人，后移居恩情，又逃入省地，并要求宋廷调查。可见当时宋与交之间的分界大概有一个“省地”的概念，而双方对交壤区域人员的控制也在加强。最后，朝廷认为沈起擅自招纳蛮人以博取奖赏，可能招致边患，于是将他罢官。[88]
　　但沈的继任者刘彝仍然重蹈覆辙，“乃更妄意朝廷有攻取谋，欲以钓奇立异为功，始遣官入溪洞会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盐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一切禁止之。”[89]面对刘彝集训峒丁、练习水战以及断绝贸易的措施，交趾王朝先发制人，于熙宁八年（1075年）十二月至次年一月攻破钦、廉、邕三州以及太平等寨，烧杀抢掠而去，据说宋境内有十万人遭到杀戮。[90]
　　从前文叙述可知，侬智高起事后，左右江特别是左江上游广源州周边的权力格局面临重新调整，宋与交趾双方都在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据说交趾入侵还有一个理由便是追捕逃入中国并被边吏“庇匿”的叛民，交趾曾发出这样的露布：所部之民叛如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诉于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亦不服，我故率兵追捕亡者。[91]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事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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