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农历三月十七日生于广南县阿用村，1942年广南初级中学毕业后到昆明考入国立西南中山高级工业学校（简称中山高工）机械科，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急需大量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到印度学习使用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为救民族危亡，鼎升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第14师学生队到印度受训，1944年底，印（度）缅（甸）战场的日本侵略军被全部歼灭，驻印军返回祖国，到昆明时，鼎升转入伞兵总队第十队任看护上士。1945年初，经短期跳伞训练，伞兵第9、10两队空降广西柳州，收复柳州机场后，又乘船至广西南平县，经激烈战斗，收复南平丹竹机场。鼎升负责组织战地救伤工作，因伤员太多，部队在丹竹机场休整待命。约一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5日），驻广西的伞兵为第一批进广州接收部队之一，后又移住保安（今深圳）、香港，监督日俘上船回国，时鼎升调第9队任军需。1946年春节后，由香港乘轮船至上海，先后驻苏州、无锡，后驻守常州机场。同年11月到南京伞兵总队司令部整训。1947年5月，在伞兵总队服役的知识青年要求复员，鼎升参与活动，在时任翻译官的西南联大学生刘季绪（地下党员）领导下，进行了两天绝食斗争，国民党国防部被迫同意升于1947年6月复员回到老家广南。至8月，受聘为峰小学教师。
    1947年寒假，莲峰小学成立“边疆剧社”，演话剧售门票，为校筹集经费。剧社由校长师献南任社长，鼎升及陆镐任副社长，鼎升兼任话剧主编，陆镐任导演，这次演出，实际上是在地下党负责人陆琼辉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话剧剧目和歌咏曲目均由陆亲自撰写选择，其中《讨渔说》（即京剧《打渔杀家》）的剧本由陆镐亲自撰写，许多台词都有反对国民党官府压迫人民的含义，歌咏节目大都是反对政府，歌颂共产党的歌曲（如《山那边是好地方》等）。后来，广南县政府竟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命令边疆剧社停止活动。边疆剧社的主要成员，有陆镐、侬鼎升、段哲斌、李浩、鲍祖刚等人，他们在1948年底前都参加了革命。鲍祖刚当时是卢汉保安一团的连长，1948年冬，他以副营长身份任文山城防负责人，与文山地下党早有联系，准备在游击队进攻砚山县城时，他在文山率两个连起义响应，不料事被团长知道，将其逮捕送昆明关押候处。后因卢汉要找边纵领导联系起义问题，由鲍送信到边纵交朱壁副司令员（鲍曾为朱之部下），之后便发生了卢汉代表与边纵领导在寻甸某地会谈，送机枪、子丨弹，及石林会谈等重大事件，皆鲍之功也。
    1948年底，鼎升经广南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李石秀同意，到阿用、板蚌、八宝一带组织武装，最多时达230余人，1949年1月，部队到达八宝时，正碰上李石秀到来，与中共广富田特区（特派员谢森）的独立大队（大队长陈国万、教导员温毕）相遇，因陈国万过去曾派人和侬联系过，李、温、陈商量决定，侬部划归陈、温领导，到睦伦编为护乡第五团独立中队，侬任中队长，侬部原有学生20余人，拔给护五团二大队（大队长陈国万）组建为政工队（队长戚家荣）。3月，鼎升调中共桂滇边工委麻栗坡大坝公学（简称边区公学，校长饶华）学习，兼任学校警卫队长（后扩编为滇东南指挥部警卫大队）。
    1949年六月，边区公学结束，警卫大队扩编为滇东南指挥部警备团，团长杨增亮、政委李跃南、鼎升任第一营营长，教导员陈联昌，副教导员杨光祥，副营长王朝忠（广南底述人，是文山地区著名民族上层人士）。7月19日中共桂滇边区工委与云南省工委在砚山县阿猛镇召开两委扩大会议，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两委合并为滇桂黔边区党委，并成立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副司令员朱家壁，政委林李明、副政委郑伯克）下属12个支队两个独立团。会议期间，鼎升率连个连在砚山至阿猛间的一个山垭口上放连哨，作会议外围警戒。后因有敌情，会议迁至邱北弥勒湾。结束后，鼎升率警备团一营护送原云南省委书记郑伯克及张子斋、刘清、祁山等领导至泸西。9月初，滇东南党、政军机构执行阿猛会议决定，原滇东南工委改称文山地委，滇东南指挥部改称滇桂黔边纵队四支队，司令员廖华、政委饶华（兼文山地委书记），原警备团一营改称四支队警卫营，营长、副营长、教导员人员未变。
    1949年9月初，国民党26军一个师，向文山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简称地司机关）向中越边界转移，行至西畴与麻栗坡县交界的弯刀寨与敌26军一个营遭遇，警卫营两个连及机炮排由司令员廖华指挥在前方阻击，鼎升带一个连保护地司机关非战斗人员上后山隐蔽待命，完成阻击任务后一部分部队往中越边境转移，廖司令员带一部分到后山会合，刚要转移时，发现敌军一个连从山下走过，到一个独立房子前面集中坐地休息，廖司令即命鼎升带两挺机枪和两名弹药手（为王朝忠的侄儿和女婿），潜行至距敌约200米处一阵扫射，敌人纷纷滚下山沟，陈尸约20余具，十分钟后，我方人员全部撤离，向中越边境转移，这时从西畴尾追而来的敌军一个团部带一个营来到对面山头，向我军大放“礼炮”欢送。次日，我军安全抵达越方边界的岩脚村，休整数日后，警卫营及解八团一个营由司令员、政委率领，轻装回国，相机歼敌。行至麻栗坡县城约10公里的南油村，获悉敌26军一个营及猛洞苗族头人项朝宗带领的200余人住在麻栗坡城，逐住下等待机会，次日早约10点钟，侦查员来报，项部100余人离城向我方住地前来，鼎升奉命带警卫营到半路伏击，刚好到达指定地点，项部即来到面前，但并不继续向前，而转到路边一个村子去抢劫牛马，一时间人喊马叫，乱成一片，鼎升立即出击，当我方机枪一响，项部即往回逃窜，我部追至麻栗坡对面山上时，敌已过桥，由于地形不利，我方在山头上观察监视，当晚26军连夜逃回文山，项部次日天刚亮也逃回猛洞老巢。此前，项朝宗部常出来抢老百姓的牛马，曾在金厂一带被鼎升率部击溃过两次，一些同志讲笑话时常说“侬鼎升三打项朝宗”。
    1949年10月末，敌人的大扫荡全部被粉碎，滇东南地区军民转入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入滇歼敌，鼎升从调边区公学起至此时止，一直负责滇东南领导机关的警卫工作。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滇桂黔边纵有配合解放大军进昆明接管的任务，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鼎升奉调于12月底到边纵司令部干部队报到，1950年1月由副政委郑敦带领，随四野13军到昆明。3月，鼎升调到昆明铁路公安处任铁路警察大队长，1953年初调治安科长，破获了盗窃铁路电话线路、在钢轨接缝处插道钉欲使火车翻车等一批案件。53年底，按中央“专业干部归队”的指示，调铁路局材料厂任厂长。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调铁路局驻北京工作组组长，这是他一生中任务繁重十分艰苦的工作，1960年以前，昆明铁路局所需各种国家统一分配物资铁道部不管，云南对这些物质也很紧张，大部分需自己解决，特别是修火车的许多专用物资，如车轴、轮扎、火箱钢板、锅炉钢管、大型机器设备等，都要从国外进口。因受进口指标限制和资金短缺，很多要向铁路兄弟单位求援，昆明是小火车，内地大火车用的配件（如车轴，轮扎）要拿旧的去加工改制，压小、探伤等十分麻烦，而加工改制的成品合格率一般只达到80%，为了保证火车的正常运行，北京工作组的人员不辞辛苦，不分日夜，拿到分配单、提货单，拿着全国通行的铁路免票，马上跳上火车日夜兼程，没有卧铺就睡过道地板上，即时赶到提货地点，尽快把物资运回，当时，昆明铁路还是窄轨，且与内地不连通，一些大的物资（如铁轨）用汽车运很困难，北京工作组的任务不仅解决资源，请国家分配，还要负责将其运回，人手少，任务重，但大家热情很高，工作组驻北京五年，还是完满地完成任务，受到各方好评。
    1966年5月16日（即文化革命开始的5.16）鼎升因右膝关节化脓住院，由于医生不负责任，出医疗事故， 造成病理骨折，住了十年医院，直到文革结束才出院上班，上班后主要参与铁路局的企业整顿，整章建制等拨乱反正工作。1984年，因健康原因，提前两年离休。
    1980年，国家开始对历史遭受错处的人员落实政策，许多蒙冤的边纵和云南地下党的老战友、老领导，特别是文山地区的老同志，二三十年的苦难生活，激起了鼎升的正义感，很自然地主动卷入了这项工作。为边纵的老领导（郑敦、饶华）收集各地资料，供他们向党中央写报告，给云南边纵、地下党落实政策，终于党中央专门下发了文件，边纵地下党受错处的同志，先后都得到了平反纠正，还腾出房子，为从文山地区来昆明反应情况的人解决食宿困难。有的还为其写申诉，找省委、昆明军区有关领导反映，最终获得平反的不下20人。
    1995年，鼎升回家探亲，广南县志办顾问、原县政协主席曾昭富，请鼎升提供侬智高和广南土司的有关史料，鼎升认为此事于公于私都义不容辞，诚恳的接受了。但在查阅史料时，发现有许多不近情理的记载，许多旧史古籍都站在封建统治者、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给侬智高编造许多污蔑不实、毁损侬智高的故事，误导后人，直到60年代，中国的史学家对侬智高仍有争议，这对壮族人民的发展极为不利，于是，鼎升决心自费到侬智高活动过的地方去考察，先后到过广西的靖西、南宁、桂林、百色和云南的富宁、广南、文山、研山、西畴、马关、麻栗坡、邱北、开远、蒙自、个旧、建水、元阳、绿春、江城、勐腊、思茅、大理、新平、红河等25个县市。查阅了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及南宁五个图书馆记有侬智高和侬土司史料的旧史古籍和报刊杂志，几年来的努力，得到不少收获：
    1、发现了侬军在云南的后裔有二十多万，他们不但是宋王朝压迫壮族人民的铁证，而且可以解决许多在研究侬智高史料中过去没法解决的疑难问题。
    2、发现了过去不知道的侬智高在云南的后裔三处：一是广南号称“世外桃源”的坝美村，是侬智高在阿科突围时女儿失散，她带了部分人藏入坝美，繁衍后代，形成村落，现有110余户，只有侬、黄、黎三姓。二是红河县有700余户侬姓是侬智高在元江的后裔，遭清王朝吴三桂镇压而逃难来的。三是侬智高妹侬智英丈夫李庆西留在邱北，现其后裔有数千户，皆姓李。
    3、发现南宋李焘所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对侬智高的记载错误很多，篡改了司马光、沈括、苏辙等北宋著名史学家的客观记载。他编造事实诬蔑侬智高和阿侬。李焘是秦桧当权时禀承秦桧卖国修史路线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基本观点是卖国的，宋以后的许多旧史古籍，都是抄摘此书，遗祸后代不浅。
    4、收集整理记载有侬智高史料的旧史古籍54本，论文及考察报告31篇，与广西民族学院范宏贵教授合作编辑《侬智高研究资料集》，定2005年5月下半年出版，此书将为研究和宣传侬智高起到积极作用。
    5、广西白跃天在所著《壮族土官族谱集成》一书中，给广南侬土司乱拉老祖宗，鼎升著文纠正其错误（刊于《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三期）。云南学者万揆一在《云南日报》上刊登文章说侬智高是叛首，被大理杀了把人头送给邕州肖注，鼎升亦著文批驭其错误，分别刊登于《云南日报》2002年5月15日《文史哲》副刊，及《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三期。
    6、在编修《云南侬氏族谱》过程中，亲往马关、西畴等县考察，证实西畴牛羊都司从广南侬土司分封而来，首任都司侬金贵带族人前来守土戍边，其后裔两次遭清王朝镇压，许多族人逃入越南，有的每年清明还回国上坟。现在文山地区边境的中越边界，有不少边防哨所碉堡遗迹和许多侬姓村寨。从侬全福、侬智高到侬金贵抗击交趾入侵，到侬茂先于清光绪时带兵3000到越南参加抗法战争等，体现了云南侬氏有着抗御外侮的光荣传统。
    经过7年多的努力，鼎升对侬智高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对滇、桂两省研究侬智高工作的继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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