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认同“汉裔”现象在壮族社会里极为普遍,对壮族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壮人“汉裔”身份真伪考辨、自称“汉裔”原因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存在学术队伍青黄不接、资料整理无人问津、研究盲点多、成果数量少、深度和广度不够、影响力小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有针对性地解决以上问题。
【关键词】壮族;认同;“汉裔”
【作 者】邓金凤,广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法学硕士。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03;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88-008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Zhuang Identify with Han-descendant
Deng Jingfeng
Abstract:In the Zhuang’s society,the phenomenon of identifying with Han-descendant is very popular,which affected deeply on the Zhuang’s history and culture. Up to the present,scholars’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judging the facticity of the Zhuang’s Han-descendant’s figure and discussing its cause,which have obtained some achievements. But also has some problems,such as lacking of scholar and research materials,having too much research’s blind spots,the amount and influence of these papers and books are too small,and the depth and extent of study are not enough. Future’s work should settle above problems.
Key words:the Zhuang;Identify;Han-descendant;Retrospect;Prospect
将祖先追溯为外省迁来的汉人,在壮族地区已有千年之久。为便于论述,本文将其称为认同“汉裔”现象。这一现象最早见于唐初,明清时期开始流传,到民国时期颇为盛行,至今仍风靡于壮族地区,对壮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学术界曾予以广泛关注,陆续发表、出版了一批论著,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领域的研究一度陷入低迷,进展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壮族认同“汉裔”现象又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原有成果逐渐丧失解释力。认真梳理并反思过往研究,探寻其得与失,将为该领域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重要借鉴。在此,笔者不揣浅薄,试就现有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述评,并对今后的研究走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冀得诸位专家学者斧正。
一、学术界关于壮族认同“汉裔”的过往研究
数十年来,国内外有一批学者投身于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大致说来,有如下数端:
1.对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归纳与表述
如何归纳、表述壮族这种追溯祖先来源现象?学者们有多种意见。粟冠昌先生曾运用“外来说”、“狄部说”来指称土官自称外省随征汉族将领后裔的现象,①这种表述不加雕饰,自然明了。
谈琪先生将其称为壮族攀附汉族、与汉族“攀宗”,也很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在此基础上,又作进一步总结、归纳,用“弃蛮趋夏”一语加以概括。②
尔后,有学者将这一现象上升到民族意识的层面上。如,龚永辉先生将其称为“‘汉裔’观念”,③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称其为“‘汉人后裔’意识”。④李富强先生则称之为“汉裔情结”,⑤张声震先生在《<壮学丛书>总序》中亦使用该词,后又为多人沿用。
应该说,以上表述都没有歧义。但是,在表达同一事物时,是直接袭用成说还是将其表象加以抽象概括?如何准确描述、归纳?都有讨论的必要。同样说明壮人认汉人为祖,“观念”、“意识”、“情结”等词有无区别?哪一个更加形象生动?哪一个更加贴切?也有待辨析。
2.关于壮人“汉裔”说的内容
有关壮族地区流行的“汉裔”说的具体内容,谈琪先生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汉人后裔说”,最具代表性的如韦、覃、莫姓的改姓传说;二是“到广西平定少数民族反叛有功受封说”,如各姓土官所称其祖由外省随狄青征侬智高而受封于广西的说法;三是“与汉族同宗共姓说”,即依汉族姓氏追溯源流,如壮族黄姓认为其先始于陆终,因受封于黄而以之为姓。⑥其实,在壮人的“汉裔”说里,内容并不止以上三种,如有不少土官认为其先祖是汉代随伏波将军马援、明代随王守仁南征而来,还有称因避乱、宦游、经商而来者。其所谓的祖先南来传说可谓五花八门,甚至同一姓氏中又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关于壮族各姓氏的 “汉裔”之说尚无人进行系统地整理,而这项工作对于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3.对壮人“汉裔”身份真伪的考辨
早在明清及民国时期,就有不少汉族官员、文人注意到壮人的“汉裔”身份,他们或表怀疑,或示认同,或不置可否,留下一些叙述性的记载,但并未进行深入研究。自上个世纪前半叶起,方有学者从学术层面探视这一问题,这些研究分别围绕壮族土官及百姓族属的考辨而展开。
(1)壮族土官族属考证
作为学者,刘锡蕃是关注此现象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他不顾个人安危进入桂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著名的《岭表纪蛮》。遗憾的是,他完全附会土官自撰的族谱,断言“桂省蛮族,则纯粹由中原迁来”,⑦并为此观点列出诸多“证据”。刘氏该著作的发表,无疑对壮族地区“汉裔”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原本盘根错节的壮人“汉裔”身份披上了一层难解的神秘面纱。
当然,大部分广西土官为土著壮族毕竟是铁打的事实,刘氏虽断定其为随狄青南征的将领后裔,但又不得不承认“土酋”当中“冒牌汉人者,其数亦不少。”⑧
1944年,日本学者河原正博对广西左、右江流域“蛮酋”的始迁祖作了论证,认为把随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而活跃的汉人当作本地的知州、知县和将讨伐的功劳记在族谱之中,完全是一种伪说,毫无根据。⑨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比较早。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土官“外来”说仍一统天下。面对这种局面,已故学者粟冠昌先生历经数十载艰辛钻研,先后发表《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再探》、《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3篇论文,指出广西土官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为壮族上层分子。⑩继之,谈琪先生分别对广西岑氏、忻城莫氏、南丹莫氏三土司的族属进行辨析,认为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壮人,而非北来“汉人后裔”。[11]
随后,日本学者谷口房男与广西学者白耀天先生合力对壮族17家土官的族谱逐一进行考证,认定土官在这些族谱中都“夤援攀附,声言非为土著,以伪乱真,自诧遥遥华胄,故拟南迁,世官广西,虚张勋伐,自抬身价,诬其先而乱其类。”[12]同时,白耀天先生还就东兰州韦氏土官族属作了翔实考辨,对韦氏“山东邹县韦贤之后说”、“韩信之后说”、“原籍山东兖州府邹县白马街韩氏之后因避祸南来得功而封东兰说”及“原籍京兆说”等一一进行了驳斥。[13]
本世纪初,白耀天先生又就百色岑氏首领的“汉裔”说进行辩驳,他指出,岑氏煞费苦心编撰的岑氏谱系不足为信,并推测其为北宋“蛮将”岑庆宾之后。[14]
这些成果的发表,澄清了长期以来在壮族地区流行的壮人为“汉裔”的说法,得出了绝大多数广西土官是壮族土著的结论。
(2)壮族百姓“汉裔”身份辨伪
在曾经“举峒纯一姓”的壮族社会里,壮族土官对本姓氏祖先来源的解释,自然会影响到其治下的同姓土民。于是,及至民国,自称“汉裔”的壮族百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至今日,壮族民间认同“汉裔”的现象不但没有消退,反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1985年,韦纪科先生在《从韩信的后代说起——关于凤山民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一道趣题:据民国《凤山县志》和东兰县韦氏土司族谱载,当地韦姓是韩信的后裔,且不是壮族而是汉族,但现在却因讲壮话统归为壮族,该作何解释?[15]1989年,龚永辉先生就此作出回应,他考证了韦姓的由韩改韦传说不足为信,并对与之相关的莫、覃的改姓说也予以了否定。[16]2006年,侬牧岗先生以《桂、滇壮族农、侬两姓群体不是外来者》为题,对农、侬两姓中流传的“族谱记载论”、“雁门农氏南下论”、“侬后裔论”、“古籍为据论”等外来说的论点进行辨析,指出壮族农姓是由侬姓改变而来,农、侬二姓皆为壮族土著。[17] 同年,侬兵先生又详细探讨了壮族侬姓改农姓的历程及原因,并强调其改姓之后依然保持着土著本色,绝非外来“汉裔”。[18]最近,覃圣敏先生就广西覃氏祖源作了辨正,指出覃氏族谱中关于先祖为覃怀满,原名谭山耀,祖籍山东的记载均是编造而来的。他认为,覃姓的根源在覃怀(地名),原为汉姓,在汉文化的熏陶下,广西许多少数民族跟从了覃姓,但这并不意味着广西覃氏都是外来的。[19]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广泛存在于广西韦、覃、莫、农、侬等姓氏群体当中的“汉裔”之说,绝大多数是不可信的。
4.对壮人自称“汉裔”原因的探析
既然上至壮族土官,下到平民百姓都广泛流传着“汉裔”说,其原因何在?学术界主要从如下方面进行讨论。
(1)民族歧视与压迫的产物
多数学者认为,封建王朝实行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是壮族认同“汉裔”的根本原因。最早提出此观点的当属刘锡蕃,他曾明确指出“蛮族因叛乱屠杀之惨,为逃生计”而冒充汉人。[20]当中所言“叛乱屠杀”指的是少数民族的反抗和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血腥镇压。
此后,粟冠昌、谈琪、白耀天、覃圣敏、龚永辉、张声震、顾有识、李富强、松本光太郎、韦顺莉等人也纷纷发表类似观点。如粟冠昌先生指出,“广西土官伪造家谱蔚然成风,根本原因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政策的结果。”[21]龚永辉先生也认为这是民族压迫与抗争力量对扭的产物。[22]松本光太郎进一步分析道,壮族认同“汉裔”,是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壮族提高自身地位的一种手段。[2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2)正统观念的影响
部分学者认为,封建正统观念也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如早在民国时期,徐松石先生就指出:“中国人在专制时代和封建时代所传下来的正统观念太深,人人都喜欢说本姓本族是出于中原……他们(指僮族,今称壮族)以为承认是南方土著部族,乃一极失面子的事。因此所以有些县志不肯承认本邑有僮人的氏族。有些僮人把自己的家谱勉强牵连到一个中原的祖宗”。[24]
谈琪先生也认为,这种以汉族的中原文化为中心,以封建王朝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对壮族,尤其是对其统治者产生较深的影响。那些受封建王朝册封的土官,更是以受命于朝廷和朝廷的代理人自居,不承认自己是蛮夷,千方百计标榜自己是汉族,先祖出自中原地区。[25]
(3)向慕汉文化
还有学者认为,先进的汉文化也是壮人认同“汉裔”的原因之一。如刘锡蕃在壮族地区考察结束后就留下了“土酋羡慕中州文化,倚仗汉人势力,冒牌汉人者,其数亦不少”的记载。[26]
谈琪先生认为,除民族歧视与压迫、正统观念等因素外,壮族向慕汉族的先进文化也是其自称“汉裔”的原因之一。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国内甚至世界各民族都产生重大影响,壮族在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吸取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汉人续宗谱追溯祖宗的源流即是壮族向慕汉文化的表现之一。[27]韦顺莉女士指出,土属地区的壮族土官,在制度和政治上都存在强烈的崇尚汉文化的需求,加之社会现实让土司们意识到认同汉文化与其实际利益关系密切,因而,吸纳汉文化成为了他们的文化策略,而向慕汉文化则是其“汉裔情结”产生的心理原因。[28]
(4)其他原因
谈琪先生认为,除上述原因外,壮人自称“汉裔”不排除有以下原因,如汉族赘婿于壮族妇女,其子孙以男方为系,族谱便记其先祖是汉族;一些同化于壮族的汉人,仍然不忘其汉族的先祖,故其族谱记其先祖为汉人。[29]
笔者以为,除却以上因素,封建时代的民族观也是壮族认同“汉裔”的重要原因,在古来“夷夏观”的桎梏下,壮族接受了汉族的民族观,认为少数民族确实如同汉人眼中的“蛮夷”,愚昧无知。进而认同于比自己先进的汉族,将自己说成是汉人后裔,以示与汉族同宗同族。[30]
较之于国内学者而言,日本学者的探究更重于微观方面。他们注意到壮族“汉裔”说多与“狄青”、“山东白马”、“山东青州”等词有关,并对其原因作了大量推理研究。如河原正博先生认为,壮族土司家谱上的“狄青·山东白马县传说”是受由狄青讨伐侬智高而授予原居民首领之影响的结果。继之,他还就“壮族土司为何多自称是山东青州益都人”这一重要问题作了推测:“据《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和《诸蛮州》九十二之中有《青州》,它隶属邕州。是混同了邕州青州和山东青州,然后渐渐地与南迁说一起附加上益都的缘故呢?还是平定侬智高后,受了对广西的安抚工作作过极大贡献的周沆是青州益都人影响的缘故?”松本光太郎先生认为上述两种推测都具有可能性,但更倾向于后者。牧野巽先生则推断壮族土司间的“山东青州传说”是从广西平话人中流传而来的。[31]
5.影响分析
目前,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壮族认同“汉裔”的影响。消极方面,谈琪先生认为有如下一些:首先,扭曲了壮民族的历史。以土官为主的社会上层及文人编造族谱,攀附汉族,到汉族中去寻找自己的老祖宗,歪曲了事实,谬误后代,造成了极大混乱。其次,淡化了壮族的民族意识,使得壮族缺乏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差等等。[32]龚永辉先生也认为其加剧了壮人自我意识的扭曲与分解。[33]
积极方面,笔者认为壮族认同“汉裔”恰恰反映了汉民族的向心力,正是这种“汉裔”意识的产生将壮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34]
6.个案分析
笔者曾以壮族历史名人岑毓英为个案对壮族“汉裔情结”作了探析,总结岑氏“汉裔情结”主要表现在虚构族谱、营建祖墓、崇尚汉文化、鄙视少数民族、镇压民族斗争等方面,从古代“夷夏观”、封建正统思想、民族歧视与压迫、先祖传说等方面探讨其成因,并从多维度对其进行文化解读,认为其“汉裔情结”具有现实功用,是利益驱动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程的鲜明例证。[35]
二、前人研究得与失
如上所述,学人对壮族自称“汉裔”现象的研究,成果显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对壮族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回顾已有成果,我们在欣喜的同时,也还存在些许遗憾。下面仅以一己管见,对前人研究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及面临的困境作一评介。
1.曾形成学术队伍,今青黄不接
壮族自称“汉裔”现象曾吸引了一批学者的目光,这些学者耗费多年心血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粟冠昌先生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自1963年起开始探究这一现象,至1992年止,先后发表3篇文章论证广西土官“汉裔”说的虚构性。他开创了学术界对此现象研究的先例,无疑是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粟先生影响下,龚永辉、谈琪、白耀天等学者也先后踏入该领域。龚、谈二位为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白系广西民族研究所专家,三学者学术功力深厚,后两位尤擅长考据。上世纪80~90年代,这批学者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陆续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出版了一部著作。此间的研究辉煌,得益于这支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的形成。
时至今日,粟先生已作古,谈、白两先生已年过花甲,龚先生则转攻民族理论与政策,昔日的战斗雄风已一去不复返。近年来虽有一些学人关注此研究,但也多为年长学者,如覃圣敏、侬兵、农牧岗等人均已步入老年。至今为止,鲜有中青年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学术梯队的形成是研究持续深入的必要条件,这样一种青黄不接的局面对于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研究极为不利。诸多难题、谜团未解,学术传承却面临中断,是该领域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令人扼腕叹息。
2.整理了部分资料,但数量少而分散
数十年来,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整理了一些有关壮人“汉裔”说的资料。土官族谱是壮族认同“汉裔”的重要见证,其中白耀天先生与日本学者谷口房男合编的《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共收录了17份土官的族谱或世系,并逐一进行了考证,是这一领域重要研究资料之一。另外,广西博物馆1961年编印的《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1987年出版的《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范宏贵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侬智高研究资料集》也都有部分涉及壮人“汉裔”说的资料,主要包括一些土官族谱、碑刻及口碑资料。这些资料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显然,有关壮人“汉裔”说的资料远不止此。唐宋至今,“汉裔”之说由点及面、自上而下地在壮族地区流传,留下了许多痕迹,有的以文字形式载入官书、族谱,有的被镌刻成碑铭,还有的则成为记忆留在了人们的头脑里,口耳相传。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成为该领域研究停滞不前,难以深入的绊脚石。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解放前壮人编修的族谱,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步消亡;刻有祖先来源的碑刻,也在日晒雨淋中日渐模糊;懂得祖先传说的老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正逐渐仙逝。这些承载着壮民族认同变迁的印记逐渐模糊,笔者进行多次田野考察后,对此忧心忡忡。看来,进行抢救性搜集、整理这些资料的工作迫在眉睫。
3.已发表、出版若干论著,但数量及影响力太小
经过多年的努力,壮族自称“汉裔”问题的研究者完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据笔者所见,在论文方面,已有近20篇文章公开发表;在著作方面,则有《壮族土官族谱集成》一书出版。其大致内容,在本文第一部分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然而,20篇论文、1本著作,这样的数量对于这一课题而言太少了。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鹣州都云县(今广西上林县一带)令韦敬办在《六合坚固大宅颂碑》中声言其祖先“昔居京兆”至今,自称“汉裔”现象在壮族社会里已流行了上千年之久,对壮族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汉裔”说由出现到遍布壮族地区,给世人留下了许许多多难解的谜团。这些谜团,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里并未完全解开。惟其如此,人们期待更多的学术成果出现,以更好地解开这些谜团。
现有成果不但数量稀少,而且其影响力也极为有限。过去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对广大壮族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的研究已经开展了数十年,但壮族民间却照样如火如荼地祭奠着自己的“汉人祖先”。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以科学的精神去还原事物的本真,单纯地做学术研究,更应该着眼于壮族社会,让更多的壮族同胞正确认识本民族的历史与祖先来源。只有这样,民族的凝聚力与自豪感才能得到加强。
4.解决了一些难题,但盲点仍多
通过几十年的钻研,学者们已解决了该课题的部分难题。如通过粟冠昌、龚永辉、谈琪、白耀天、覃圣敏等学者的严密考证,壮人“汉裔”身份的真伪问题已基本明了,其结论已在学界达成共识。再如,关于壮人自称“汉裔”的根本原因,经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也基本形成定论,为学界所认可。可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使该课题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更是为下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如此,有关这一课题的盲点仍然很多。究竟这种“汉裔”之说产生基础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壮族地区建立起来?如何得到桂西社会普遍认可的?……都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而如何将其放在特定的地方社会历史过程中去讨论,并从中解读出其历史和文化意义,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还有,壮人的“汉裔”意识对于壮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何种影响、产生过何种作用……需要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5.开启了研究肇端,深广度不够
至今为止,学者们已就这一课题做了许多基础性研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固的地基。这些成果的面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学人的关注,使得许多学者在相关论著中或多或少地提及此问题。毫无疑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而言,具有开创性之功。
但是,检视目下成果不难发现,过去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极为不够。现有的成果当中,近20篇论文中有13篇是考证壮人“汉裔”身份真伪的文章,仅有的一本著作也属于此类。由此而知,现有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壮人“汉裔”说的是非考证之上,关于其他方面的探究则很少,其研究广度之狭窄可见一斑。
就研究的深度而言,也还不尽如人意。以壮人“汉裔”身份真伪的考辨为例,有些考证因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使某些结论的说服力不强。另外,考证辨伪固然重要,但透过这些被人们刻意制造的汉祖传说的表象去探明其背后的社会及历史意义,会比单纯做非此即彼的判断要有意义得多。目前,学者们的精力大多投放在真假辨伪之上,忽视了对这一现象的深层理解。
研究广度、深度不够,与研究方法的单一有着密切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这极大制约了研究者的视野,将其他学科的方法引入该领域对其研究的纵深发展有很好地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有关壮人自称“汉裔”现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上述提及的多种因素,其研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这需要我们对症下药,找出突破困境的对策。
三、未来研究展望
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研究刚刚起步,未来的路途还很漫长。在充分认识到过去研究的成绩与不足的基础上,我们应慎重走好今后每一步路。鉴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建研究队伍
研究队伍具备与否,是一项课题能否持续的关键。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的研究现今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局,重新组建一支有力的研究队伍,是延续研究的首要条件。当然,这里所说的组建队伍并非是拉一帮人来从事这项研究,这既荒唐也不现实。所谓兵不在多而贵于精,学术研究同样如此。
目前,许多高校、科研院所都设有专门研究壮族的专业、研究中心等等,当中有不少青年学者及研究生,其间不乏有少数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年轻人。他们或许已经踏入该领域,发表了一些成果;或许正处于摸索阶段,对这一现象感到新奇。着重对这些年轻学人进行引导与培养,是重建研究队伍的重要途径。
尽快对这一课题予以立项,将有志于此项研究的青年学者列为课题组成员,以老带新,通过课题研究提高年轻人的科研能力,将是提升学术团队战斗力的最佳方式。
2.挖掘与整理资料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光有学术队伍,缺少研究资料,研究也难以开展。有关壮族“汉裔”说的资料比较零散,对其进行系统地整理是研究得以继续的重要保障。
首先,应继续挖掘文献资料。目前,学术界已经挖掘与整理了不少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应继续深入。其一,继续爬梳书籍类文献,包括官方史料如正史、实录、官员奏折及方志,以及私人文集、族谱等等;其二,进一步普查碑刻,核查已经整理出版的碑文,收罗尚未整理出版的碑铭,并做好拍照、拓片、测量等工作。
其次,注重口碑资料的收集。加大实地调查的力度,深入壮族地区向壮族同胞了解其有关汉人祖先的传说,尤其要关注高龄老人的先祖记忆,并及时做好记录及整理工作。
在此基础上,将所收集的文献、口碑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出版有关壮人“汉裔”说的资料集。如此一来,该领域的研究将大有改观。
3.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
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实践证明,这样更易于解明事物的本真。至今为止,学术界主要使用了传统的史学方法对壮族认同“汉裔”现象进行研究,将其他学科的方法引入该领域,可更全面、科学地理解这一现象。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指引我们取得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功不可没。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应采用史学方法继续挖掘文献资料,深入考证。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壮人“汉裔”说的历史文献,我们不能仅从史学的角度对其做真假考证便了事,在此基础上,还应借鉴社会人类学的“历史记忆”等理论对其进行深度解析。
同样,民族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社会人类学的族群认同理论及民族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将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新的认识。关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地重视。
4.拓宽研究视角
学术研究犹如盲人摸象,站在不同位置所感知到的事物也不一样,惟有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探究,才能全面、正确地看待一个事物、一种现象。有关壮人“汉裔”说的研究,也需要我们不囿于原来狭窄的视角,而应换个角度,或站在更高的位置对其进行审视。
从原有研究视角进行的探讨并未穷尽,事实上,有关壮人“汉裔”身份辨伪的考证及其自称“汉裔”的原因探讨还应继续深入。如壮人虚构祖先来源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为何大多称来自山东青州或益都?且都与侬智高事件挂钩?……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而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多是一些证据不足的猜测。
开辟新的研究个案、专题。过去的研究对于壮人自称“汉裔”现象而言,还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诸多问题尚未明了。如这一现象的历史发展轨迹如何?有何特点与规律?当今的发展态势怎样?再如,它折射了壮族怎样的民族认同?反映了壮汉之间的何种关系?……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不胜枚举。
另外,从纵横方向进行比较研究。纵向比较,如壮族土官与百姓认同“汉裔”的原因、特点、形式等方面的异同;横向比较,则可将壮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如汉族也存在虚构祖先现象,北方少数民族及南方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认同“汉裔”的现象,找寻其中的相同及相异之处,以深化壮族自称“汉裔”现象的研究。
壮族自称“汉裔”现象是壮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牵动着许多学人的心,更是关系着无数壮人的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凭着执著、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钻研,勇于探索,研究成果将如秋天的果园硕果累累。所有热爱壮族,热爱真理的人们都将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注释:
①参见粟冠昌:《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②⑥[25][27][29][32]参见谈琪:《论壮族历史上的“弃蛮趋夏”现象》,载《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谈氏在文中认为以上三种说法是壮人“弃蛮趋夏”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应属壮人“汉裔”说的具体内容,故在此归入“内容”进行概况。
③参见龚永辉:《“土话汉人”与“汉裔”观念——壮族自我意识历史形态初窥》,载范宏贵等编《壮族论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14页。
④[23]参见参见〔日〕松本光太郎:《壮民族意识的“再生”——从“汉人后裔”到“壮族”》,载范宏贵等编《壮族论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31页。
⑤参见李富强:《论壮学》,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⑦〔民国〕刘锡蕃:《岭表纪蛮·绪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⑧[20][26]〔民国〕刘锡蕃:《岭表纪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18页。
⑨参见〔日〕河原正博:《论广西蛮酋的始迁祖——以左、右江流域为中心》,转引自〔日〕谷口房南著、覃义生译:《日本的壮族史研究动态》,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⑩参见粟冠昌:《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再探》,载《学术论坛》1981年第2期;《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11]参见谈琪:《广西岑氏土官族属辨析》,载《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忻城莫氏土官族属考略》,载《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南丹州莫氏土司族属考》,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12][13]谷口房男、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第477~505页。
[14]参见白耀天:《百色岑氏首领不是中原来客》,载广西历史学会编:《历史的启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65页。
[15]参见韦纪科:《从韩信的后代说起——关于凤山民族族源问题的探讨》,载《广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6期。
[16][22]参见龚永辉:《壮族韦姓“汉裔”考——也从“韩信的后代”说起》,载范宏贵等编《壮族论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97页,第98~114页。
[17]参见侬牧岗:《桂、滇壮族农、侬两姓群体不是外来者》,载李富强主编:《中国壮学》(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412页。
[18]参见侬兵:《略谈由侬改农的壮族姓氏嬗变及其土著本色》,载李富强主编:《中国壮学》(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423页。
[19]参见覃圣敏:《广西覃氏祖源辨正》,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21]粟冠昌:《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2、3月刊。
[24]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81页。
[28]参见韦顺莉:《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30][34][35]邓金凤:《试论壮族的“汉裔情结”——以岑毓英为例》,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31]参见〔日〕松本光太郎:《汉族平话(蔗园)人考》,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33]参见龚永辉:《“土话汉人”与“汉裔”观念——壮族自我意识历史形态初窥》,载范宏贵等编《壮族论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14页。〗
〔责任编辑:邵志忠〕
[1] |
